腊月底，学校放寒假了。

放假之前的一个月时间里，苏米似乎非常不愿意见我，总是早早地回家，或者上课铃响时才匆匆地跨进教室，弄得连和她说上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。星期天，我上她家去过两次，她总是从自己房里钻出来，问我有什么事。我自然说不出什么要紧的事来，她便很温柔地将我往外推，说自己有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。她妈已从武汉回来了，她也不知道苏米一天到晚把自己反锁在房里干什么。她说苏米不像有心事，只要苏米一关门，房里就响起轻松的歌声。

回家过年的那天，苏米忽然来学校找我。她交给我一只封得严严的小纸盒子，还要我发誓，只能在正月初一早上起床后才能打开。

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只是隐约地感到，苏米的神情中透着一种神秘的幸福。

苏米还送我一张回西河镇的车票。她将车票递给我时，那只小手也和车票一道，在我的掌上搁了一会儿。

到家时，爷爷正在门口站着，张开口用剩下的几颗牙齿啃着一节甘蔗。见了我，他大声说，今年的甘蔗好甜！

五驼子扛着一爿猪肉，正好走过门前，他说，这叫甜？化肥点多了，尽是酸水，明年我自己种一点，只用自然肥，不用化肥。

爷爷说，这主意好。驼子，今年过年生意比往常怎样？

五驼子以为爷爷又要赊肉，不做声，匆匆向前走。

爷爷说，你别吓得连话也不敢说，我已经买了肉了，还有两条鱼呢！

进屋后，我先将那只小纸箱放好。

爷爷上来用手试了试，问，这是什么？

我说，我也不晓得，别人送我的。

爷爷说，这么轻飘飘的，不像是吃的东西。

爷爷告诉我，他收的紫苏卖了九十多元钱。原想给我们一人添件新衣服，哪想到欠了他们钱的那些人，闻讯都上门来要钱。他还了一些，剩下二十几元钱时，他怕别人都要走了，一气之下全都买了鱼肉。

望着墙上挂的一块肉和两条鱼，爷爷说，今年我们可以过个快活年了。

我心里担心开年后上学的学费，又不愿扫爷爷的兴，便问，那回晚上，你撵回来，打着那只兔子了吗？

爷爷说，打是打着了，可只伤了一条腿，没捉住，让它跑了。三只腿的兔子，一只翅膀的野鸡，连狗都难得撵上。

说了一阵话，我便出门往街上去。

街上，金福儿的栖凤酒楼被重新装饰一新，像城里一样，大白天里也亮着彩灯。

一楼的两张肉案旁，买肉的人挤得水泄不通。

而对面的巷子里，五驼子的“镇关西肉铺”前冷冷清清的，只有少数几个人。

习文所在的理发店也装修了一下，改名叫做柔美美发店。

习文正在店里忙碌着给一个人理发，还一边笑着和那人说话。

我在门口叫了声，习文！

习文回过头看我时，那人也回过头来，却是金福儿。

金福儿问，大桥回来了吗？

我说，回来了。

金福儿说，他情绪怎么样？

我说，他呀，正准备参加你和镇长的婚礼呢。不过，他带的礼物是一担大粪。

金福儿正要再说，习文说，别做声，当心刀子割了嘴唇。

习文正在给他剃胡须。

金福儿理完发后扔给习文一张十元票子，还说不用找了，习文对他说了声谢谢。

金福儿一离开，转椅上又有人坐上去。旁边的长椅上还有两个人在等着。习文的师傅在一旁闲着，但他们宁可等习文。

站了一会儿，我就走了。

一出门，心里就想起了苏米。

我忽然想到要给苏米打个电话，就径直走到派出所的院子里。

文所长正在水池旁边剖一条大鲤鱼，那样子至少在十斤开外。我想起我家的两条鱼时，便觉得它们真可怜，一共才一斤八两。

文所长见了我说，水库的人尽做傻事，送这么大的鱼来做什么，鲤鱼五斤以上就不好吃，丝粗，还有泥腥味。

我说，真是好心无好报。

文所长说，妈的，大过年的，别让我骂你。没事回家帮你爷爷的忙去。

我说，我有事，我要给苏队长打个电话。

文所长说，办公室没锁，你去打吧。晓得号码吗？先拨6，然后拨53001转他家就行。

我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屋里烧着一大盆栗炭火，却没人烤。我拿起电话话筒，照文所长说的先拨6，再拨53001，我说要苏队长家时，那边一个女人说占线了，等会儿吧。

我在桌子边上等候时，无意中看到一份《公安情况通报》，上面说了几件事，有几个案子我没听说，但苏米的爸抓了县委书记的小儿子这事我知道。通报上说，省公安厅通报表扬了苏米的爸能顶住压力办案。通报上还提到赵老师被害一案，要求各地注意，防止坏人利用某种情绪，借春节之机闹事。

等了一会儿，再拨时电话通了，是苏米的爸接的电话。他一听是我，就压低嗓门说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啦？早上出门时她还是好好的，拿着一包东西，兴奋死了。等到一回家，突然阴着脸谁也不理，她妈说带她去武汉接小侄儿回来过年她也不肯去。

我说，我也不晓得她到底是怎么了。

电话里忽然响起了苏米的声音，爸，谁给你打电话！

苏米的爸说，给你打的。

苏米在电话那头说，学文，是你吗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？在哪儿打的？

我说，在派出所。你好吗？

苏米说，我很好，你呢？

问候几句，我们突然没话了。耳机里嗡嗡响了一阵，忽然有人插进来问，喂，讲完了吗？

苏米忙说，没有，没有。

苏米说，学文，你怎么不说话？

我说，你不是也没说吗？

这时，我撒了一个谎，说，苏米，我将那纸盒打开了。一到家就打开了。

苏米急了，说，你怎么不讲信用。

停了停，她又说，你觉得好看吗？潇洒吗？

我说，什么好看潇洒的，我不懂。

苏米明白我骗了她，就说，你坏，我要放下电话了。

我说，别放，我不敢了。不过你也得说实话，你为什么不快活？

苏米静了好一会儿才说，你一走，我才觉得自己好孤独。

我说，我也是的，总在想你。

苏米忽然一转话题，说，习文怎么样，她好吗？

我说，刚刚见过她一面，她好像变了，总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找她理发。

苏米说，她做这个职业，有些事是没办法的。你要想开一些。

这时，文所长闯进来，大着喉咙说，我以为真是找苏队长，原来是找女同学谈恋爱呀。

苏米显然听见了，忙说，我放下了，别再在派出所打电话了，那些人的臭嘴巴比电报还快。

我从派出所出来，心情豁然开朗了。

文化站门口，老高正在一张桌子上写对联卖，地上红闪闪地铺了一片。有一幅上联是：劝君更尽一杯酒。我以为下联必是西出阳关无故人，待翻开一看，却是：有福有寿有丰收。